天经地义
其实我昨天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心里作了许多的挣扎之后才决定发布出来的。有妻儿女的男人到了中年之后，往往就会变得非常胆小懦弱——我斟酌过，说出心声的代价，是我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选择入境新加坡或者从新加坡转机。
但是我昨天写的文章，居然立马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回应，这实在是令我震惊和欣慰——震惊，是因为我没想到居然华语世界有这么多人会读到我写的东西；欣慰，是因为我的确是在等待一个继续下文的机会。
读者 xander 在留言墙上写下了这段回复（非常感谢！）：
人在你说的发达国家，设身处地想，女佣大多是来自穷困国家的，如果在服务期间怀孕，以当地的费用，他们是一定付不起的，雇主负担的话她们可以生到你破产你信不信。人家拿的工作签来坡的，不能工作要求回国有什么问题？
这段话其实让我联想到了我许多早年的困惑和反省。我并不想具体地驳斥和回应这个问题，毕竟我对新加坡的实际体验为零，自以为是地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可能更加显得愚拙。不过我可以向 xander 传达这样的信息：我路过的网络社群对于新加坡的这条劳工规则的反应是极度的震惊，我又问了我老婆的意见，她也惊愕得直摇头。
造成这种认知冲击的，是各个文化中被定义为「天经地义」的那部分公理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逻辑的边界是底线》——有一部分的东西，是我们每个人价值观的内核，容不得拿出来理性讨论的。所以，在我的文化里天经地义的东西，在别人眼里就是不可饶恕的野蛮。
这样的体验，当我走过世界多个角落之后就变得多起来，比如：
- 中国有些地方有吃狗肉传统（我的视角：乡下地里的野狗凶恶伤人，吃狗比吃牛要文明多了啊？）
- 美国保守派视枪支自由为基本人权（为什么一边读圣经，一边又觉得枪支与博爱不矛盾呢？）
- 欧洲宁可室内 40 度以上，也不让装空调（建筑美观、环境保护，这些比人命还重要吗？）
- 日本人顶着国际社会压力，还要坚持捕猎濒危的鲸（鲸肉一点也不好吃啊？）
（好了，这么一来我把中日美欧所有人都得罪一遍。）
如果说美国选择了原教旨的资本自由主义，新加坡选择的则是原教旨的实用主义。是的，女佣来自穷困国家，来新加坡不是为了在这里生活，而是在这里赚钱。不能干活或者给雇主添乱的话，立刻解雇有什么问题？
没有问题，天经地义——不过你让我「设身处地」想，我只敢设身处地想，不敢设身处地想。为了赚钱的那几年，她必须放弃生育的权利，她不能像美国人那样享受 FMLA1 的保护，为了 6ME 她要提心吊胆地提防精子，就像提防梅毒、HIV、结核菌一样。因为她是穷人，不可能周末买张机票说走就走地回家看看，也许十几年如一日地在这片土地上干活，为了能准时把钱寄回家，补贴穷苦的孩子和父母，战战兢兢不敢在异乡出丝毫的纰漏。而法律和社会则无时无刻地提醒她们，生怕她们一不小心自我陶醉而忘记：「你们永远不属于这块土地。」
这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你把这些划在理性的红线之外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毕竟，新加坡的国门向穷国敞开，能让她们来赚钱，已经是莫大的恩惠。相比之下，沙特阿拉伯对外劳居然还有「离境签证（Exit Visa）」这种东西（没有就无法离境），这么看来新加坡已经非常友善和自由了。
但我很难相信，一个人均 GDP 几乎达到十万美元的富豪之国，给一点点女性外劳福利的话就会被搞破产。我更能想象的是，这些问题在新加坡从未有人公开辩论、讨论、甚至提及，因为外劳「给钱干活，干不了滚蛋，麻烦不许留在新加坡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这已经刻入了文化，根本不值得质疑。
新加坡的富饶、安全、整洁全世界有目共睹，引来国际社会的无限羡慕（而美国的暴力和野蛮应该是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里的极端反面教材）。美国的旅行美食家 Anthony Bourdain 有一期节目专访了新加坡。他直言不讳地说道，亲眼目睹新加坡的全面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震撼，让他深深质疑言论自由、公民自由这类价值的重要性。新加坡一党制的成果，不就是西方人追求的理想社会吗？
不过，他在听了一群新加坡人聊起劳工的时候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：
"You know, listening to you people, I gotta tell you—I wanna, like, go out and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. That's like bourgeois, man. You're living off the labor of an oppressed underclass."